图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主持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活动于3月12日至4月27日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展开。图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主持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袁志刚：我研究这个问题比较早，可能2000年左右，我在哈佛呆了一年，看了很多文献，回来带了一批学生做了一些分析，后面也没有持续做，宏观经济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动态模型，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所以要讨论好养老问题，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宏观的、动态的这些模型来掌握，当然动态模型以后还有很多，都有很好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提动态模型呢？刚才白教授也讲到，其实养老问题要解决，最根本的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在争论的，到底是现收现付制，还是混合，其实全世界说到底，中国现在走的还是现收现付，我们的个人帐户实际上是空帐，现收现付方式就很简单，现在青少年，上班族，根据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然后统统给现在退休的，根据一定的替代率，所以很关键的解救就是现在的就业结构和养老，全世界为什么有问题呢？从世界角度来讲，一百多年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德国比较早的，或者英国的，他们都假定退休以后活十年，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现收现付的都破产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不是活十年，中国女工50岁退休，现在每天在锻炼身体，目标就是活到90岁，就是40年的养老，最近我们学院有一个老教授提出，对老年重新定义，他觉得如果从65岁到75岁定义为青老年，75—85岁是中老年，85岁以上才是老老年，我去年去法国开一个会，我们都学过生命周期理论，人的一生当中前面有储蓄，后面负储蓄，退休以后是正储蓄，来平衡他的消费。但是像现在到了85岁以后人还活着，要人照顾，这个消费就上去了，西方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叫谁来付这个消费，我们有一些老干部待遇比较好的，在医院里什么都没有了，机器维持还要维持好几年。
另一方面，青少年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育率在下降，欧洲妇女综合生育率大概在1.6左右，但是要维持一个人口规模，应该要2.1—2.2才可以。所以没有足够的年轻人，这是人类未来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跟世界不同的是七十年代做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上海的生育率是非常低的，全国比较好一些，因为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经济学家我要讲，幸亏没有严格执行，如果严格执行我们今天会没有服务员，没有钟点工，会困难得一塌糊涂，劳工短缺会更严重，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政府现在必须放弃这个政策。现在大家知道，单独已经来了，单位我觉得单独的政策太麻烦，我个人建议不如每一个青年夫妇就生两个，这个大大节约政府的成本。
基本人口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谈模式，模式无非就是现收现付和基金制，但是稍微分析一下，无论是现收现付还是基金制，老年人将来生活水平维持或者增长，它的源泉只有两个，一个是就业人口的增长和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提高，物质基础就是这个东西，宪法是变不出来的，这个就封闭经济来讲，宪法没办法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讨论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意义不是太大。但是有一点意义是什么呢？对于基金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基金制的话，很多的短视问题，有一些人非常短视，所以必须现收现付，还有一方面是激励的方面，你必须多存一点。比如有一个案例，新加坡很有意思，李光耀西方的东西他都学，但是就不学养老保险，他是搞公积金制度，让自己来选择，有的人觉得身体比较差，活不了很长，60岁就退休了，有的人觉得我可能活到90岁，那就工作到75岁、80岁，他自己选择，这时候基金制就是比较好的，因为自己是对自己身体最清楚的。不管怎么说另外一个中国的问题就是退休太早，55岁还是60岁退休都是太早，所以中国人力资源浪费现在是大量的。这个问题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让他50岁、55岁、60岁退休，我们一股脑搞到60岁可以吗，那么就业就成了问题，我觉得和第一个连起来考虑，我觉得让50岁的人退休了干什么呢？而且这些人也愿意干，就养第三代，解放出80后、90后，高的劳动生产率服务社会，反过来我担心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放弃了，这个社会都不愿意生很多小孩，尤其是富裕地区和人力资本高的地区，因为现在富裕了，都想去旅游，谁愿意多养小孩，我们曾经讨论过东亚国家，考试对孩子的教育特别重视的国家，都不愿意多要小孩，清华大学学生问问看，你爸妈搞你一个学生半条命没有了，要搞两个一生幸福没有了。
第三，如果有基金制，如果是开放的，中国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么大的老年人口，如果把我们的金融搞好，把我们金融的理财搞好，而且尤其是把我们的资金投到海外去，跟海外人口比较年轻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相结合，这是中国未来非常好的路子，比如像日本学习，其他没有好的办法。
（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