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活动于3月12日至4月27日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展开。图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林桂军：非常高兴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三十周年助兴，三十年来，经管学院经历了快速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学、管理学旗舰性的学院，所以在此表示祝贺！我今天下午考虑了一下我应该讲一些什么，好象是一个命题作文，我结合一下三中全会的报告、决定，还有汪洋《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回答一下难点问题到底在哪儿，在我们国家涉及的国际贸易领域。
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难点问题，在我们国家没有定义，所以很多在下面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所以唯一能参考的就是汪洋在《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作为定义我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什么的基础，这可能有些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是属于我们思想不太解放，或者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太深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里面讲到市场高度融合，资源深入配置，就是通过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促进经济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关系，整个我们新时期改革的核心，包括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什么？争论是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刚才田国强院长讲了，我们只有调动起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还有国有企业三者的积极性，我们才可能在2020年把中国改变一个样子，否则的话，直接靠任何一个力量我们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公平竞争应该是我们的核心，我们要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公平竞争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并不是说不有保护，可以有，现在我们的政策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过度保护竞争者，而忘记了保护竞争过程，因而，创新不能实现，因为没有竞争，另外是破坏性的效应我们也不能实现，转型升级也只能落空。
三中全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国内原来一部分人讲是以开放引领改革，结果争论比较大，开放怎么能够引领改革呢？这个理念最后在三中全会落笔落在以开放促改革，我觉得说到这个份上就可以了，如果再往下说没有，我们国家可能就我失去方向了，为什么？我看了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凡是我们自己摸索的时候，都是长时期找不到答案，最后改革说停下来我们达到一个境界，主要是我们入世，没有入世我们还在摸索，甚至有些中央领导说我们正在寻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我相信我们这一点能找到的，结果说完这个话两个月以后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以开放促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在六个方面，是我们国际贸易领域，可能有些也涉及到理论上的难点问题。
第一，怎么把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建设能够一致起来，我们要做的是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汪洋讲了比较成熟的开放型经济，内陆地区就不太成熟，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三项任务，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内陆地方开放型经济，还有国内市场统一市场的建设，怎么能够把它协调起来，实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我们是统一的中国的大市场，包括我们的竞争政策，我们的规制设立，都是阻碍了资源在我们国内的流动，以及跟国际上的接轨。衔接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自贸区提出的负面清单，如果负面清单对外商审批我们取消了，对国内企业的产能调控，投资以及过剩企业淘汰，是不是也要取消？这两个政策怎么能够保持一致性，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可能非常大的阻碍，我们的产业政策也就出来了，我们民族工业也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难点问题就表现在这个方面。
另外也涉及到政府审批制度和政府规制的改革，我最近也在写一篇小文章，还没有写完，关于政府的审批制度，我做了假设，但是没有论证，因为我不是搞公共经济学的，我要查一下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在座可能也没有答案，政府审批分为两种，一种是寻租型的，这种就可以制造腐败机会。另外一类不见得可以制造寻租，但是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比如你想到清华大学当老师，第一，你有没有清华大学的基因？比如你身体怎么样？你的眼睛怎么样？你需要学的审你半天，最后才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师，他不寻租，但是他会让你成为清华大学老师非常麻烦，所以我说第二个是增加成本，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很多项政府审批，我要问的是我们取消这些审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反腐败还是为了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如果我们明确了目的，我们应该先做哪个，是先做反腐败还是先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这些我们在整个政策设计水平上都没有达到，我也看了国内一些文献，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不论是谈中国特色的，还是谈跟西方接轨的，都没有看到。
第二，能力建设问题。能力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整个对外开放中它是阻碍，我们不敢动，怕国际企业撑不了，因而拖住我们的后腿，因而我们不能跟国际上同步前进，为什么谈能力建设呢？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是放开的，企业竞争基本上比较充分的，从这儿来看，我们的民营企业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还行，但是如果通过改革可能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企业能力建设，除了体制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第三，我们服务业开放，现在缺少战略，刚才陈院长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使用了哪些词呢，一个是推进，一个是开放，我们服务业没有战略，是一个开放体，我们开放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造一流制造业，成为一流制造业强国，还是为了发展服务业本身，因为我们服务业太小。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如果我们为了打造一流制造业，我的服务业应该是首先开放生产型服务业，我不要生产型服务业了，我打造成世界经济一流的制造业，这个我们没有。第二先开放什么，后开放什么，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第四，进口体制在三中全会几乎没有提，如果不进一步开放进口体制，我们怎么能谈到资源更有效配置呢？这句话是空的，所以我们谈制造业的时候，你看用的词是“进一步扩大一般制造业的开放”，只谈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涉及进口体制的问题，进口体制进一步开放，实际上非常重要，如果不开放进口，可能全球价值链一部分生产就会偏离中国，如果我们开放了，就如有些人所说的，本土市场效应，我们可能就能出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生机。
第五，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改革也是我们的难点，现在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在外资中的竞争，仍然保持在中国，包括实现升级，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全世界改革的热潮，基本上都是围绕全球价值链，我们国家设计也是偶然不偶然，也基本上重合的，或者学人家，也是基本重合的。
第六，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直接对外投资输出是世界第三位，但是我们在制定规则上，一是由于我们体制限制，主要是国内改革比较滞后，第二也有我们能力的限制，我们能不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全球市场规制，竞争规制，贸易规制上，能够有观点，恰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美国刚出来一个2014年它的贸易政策的日程，里面就提到我们一定要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领导者，这个正好跟我们重复，现在我们做得多，说得少，于是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谢谢！
（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