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嘉宾观点】林桂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以公平竞争为核心


   图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活动于3月12日至4月27日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展开。图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难点”分论坛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林桂军:非常高兴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三十周年助兴,三十年来,经管学院经历了快速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学、管理学旗舰性的学院,所以在此表示祝贺!我今天下午考虑了一下我应该讲一些什么,好象是一个命题作文,我结合一下三中全会的报告、决定,还有汪洋《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回答一下难点问题到底在哪儿,在我们国家涉及的国际贸易领域。

  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难点问题,在我们国家没有定义,所以很多在下面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所以唯一能参考的就是汪洋在《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作为定义我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什么的基础,这可能有些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是属于我们思想不太解放,或者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太深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里面讲到市场高度融合,资源深入配置,就是通过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促进经济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关系,整个我们新时期改革的核心,包括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什么?争论是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刚才田国强院长讲了,我们只有调动起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还有国有企业三者的积极性,我们才可能在2020年把中国改变一个样子,否则的话,直接靠任何一个力量我们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公平竞争应该是我们的核心,我们要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公平竞争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并不是说不有保护,可以有,现在我们的政策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过度保护竞争者,而忘记了保护竞争过程,因而,创新不能实现,因为没有竞争,另外是破坏性的效应我们也不能实现,转型升级也只能落空。

  三中全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国内原来一部分人讲是以开放引领改革,结果争论比较大,开放怎么能够引领改革呢?这个理念最后在三中全会落笔落在以开放促改革,我觉得说到这个份上就可以了,如果再往下说没有,我们国家可能就我失去方向了,为什么?我看了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凡是我们自己摸索的时候,都是长时期找不到答案,最后改革说停下来我们达到一个境界,主要是我们入世,没有入世我们还在摸索,甚至有些中央领导说我们正在寻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我相信我们这一点能找到的,结果说完这个话两个月以后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以开放促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在六个方面,是我们国际贸易领域,可能有些也涉及到理论上的难点问题。

  第一,怎么把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建设能够一致起来,我们要做的是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汪洋讲了比较成熟的开放型经济,内陆地区就不太成熟,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三项任务,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内陆地方开放型经济,还有国内市场统一市场的建设,怎么能够把它协调起来,实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我们是统一的中国的大市场,包括我们的竞争政策,我们的规制设立,都是阻碍了资源在我们国内的流动,以及跟国际上的接轨。衔接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自贸区提出的负面清单,如果负面清单对外商审批我们取消了,对国内企业的产能调控,投资以及过剩企业淘汰,是不是也要取消?这两个政策怎么能够保持一致性,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可能非常大的阻碍,我们的产业政策也就出来了,我们民族工业也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难点问题就表现在这个方面。

  另外也涉及到政府审批制度和政府规制的改革,我最近也在写一篇小文章,还没有写完,关于政府的审批制度,我做了假设,但是没有论证,因为我不是搞公共经济学的,我要查一下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在座可能也没有答案,政府审批分为两种,一种是寻租型的,这种就可以制造腐败机会。另外一类不见得可以制造寻租,但是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比如你想到清华大学当老师,第一,你有没有清华大学的基因?比如你身体怎么样?你的眼睛怎么样?你需要学的审你半天,最后才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师,他不寻租,但是他会让你成为清华大学老师非常麻烦,所以我说第二个是增加成本,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很多项政府审批,我要问的是我们取消这些审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反腐败还是为了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如果我们明确了目的,我们应该先做哪个,是先做反腐败还是先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这些我们在整个政策设计水平上都没有达到,我也看了国内一些文献,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不论是谈中国特色的,还是谈跟西方接轨的,都没有看到。

  第二,能力建设问题。能力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整个对外开放中它是阻碍,我们不敢动,怕国际企业撑不了,因而拖住我们的后腿,因而我们不能跟国际上同步前进,为什么谈能力建设呢?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是放开的,企业竞争基本上比较充分的,从这儿来看,我们的民营企业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还行,但是如果通过改革可能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企业能力建设,除了体制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第三,我们服务业开放,现在缺少战略,刚才陈院长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使用了哪些词呢,一个是推进,一个是开放,我们服务业没有战略,是一个开放体,我们开放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造一流制造业,成为一流制造业强国,还是为了发展服务业本身,因为我们服务业太小。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如果我们为了打造一流制造业,我的服务业应该是首先开放生产型服务业,我不要生产型服务业了,我打造成世界经济一流的制造业,这个我们没有。第二先开放什么,后开放什么,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第四,进口体制在三中全会几乎没有提,如果不进一步开放进口体制,我们怎么能谈到资源更有效配置呢?这句话是空的,所以我们谈制造业的时候,你看用的词是“进一步扩大一般制造业的开放”,只谈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涉及进口体制的问题,进口体制进一步开放,实际上非常重要,如果不开放进口,可能全球价值链一部分生产就会偏离中国,如果我们开放了,就如有些人所说的,本土市场效应,我们可能就能出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生机。

  第五,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改革也是我们的难点,现在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在外资中的竞争,仍然保持在中国,包括实现升级,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全世界改革的热潮,基本上都是围绕全球价值链,我们国家设计也是偶然不偶然,也基本上重合的,或者学人家,也是基本重合的。

  第六,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直接对外投资输出是世界第三位,但是我们在制定规则上,一是由于我们体制限制,主要是国内改革比较滞后,第二也有我们能力的限制,我们能不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全球市场规制,竞争规制,贸易规制上,能够有观点,恰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美国刚出来一个2014年它的贸易政策的日程,里面就提到我们一定要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领导者,这个正好跟我们重复,现在我们做得多,说得少,于是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谢谢!



(信息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