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夏天见到吴贵生老师时，他经常着一件简单的浅色衬衫，骑着红色的二六型自行车在校园里经过，偶而招呼一下，清癯的面庞上微笑也是汗澿襟的。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与农业机械系，1982年获得经济管理工程系硕士学位，1987年破格提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提为教授，1987年担任技术经济教研组主任，教研组转系后一直担任系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从教近三十年，已经桃李满天下的吴贵生对教师这一职业，“一开始却谈不上喜欢”。

  中学时，吴贵生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对核研究尤其感兴趣。由于功课好，很得化学老师的庞爱，但填报高考志愿时却把农业机械系放在了首选，他的解释是：因为长在农村，了解农民实在是太苦了，所以希望研究机械，提高农村生产力，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吴老师老家是安徽桐城，一个非常崇尚教育的地方，后来举家迁到贵池，他就在贵池读完小学和中学。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一直读书得益于父母的见识，家里是背债也要供他上学，年幼而懂事的吴贵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曾经偷偷跟老师要求退学，被妈妈知道后跑到学校亲自跟老师纠正。桐城地区资源馈乏，历史上经商的人就很多，父亲为了养家与人合伙买下了一条木帆，在长江水道上搞运输，这也是他能够坚持读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保障。吴贵生读书非常勤奋,父母及他自己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上大学。

  1965年，文革前夕的中国到处充满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昂热情和积极的精神面貌。安徽省贵池中学里一名18岁的热血青年收到了清华大学动力系的录取通知书，吴老师清楚的记得，他是肩挑行李离开家乡的，这次重要的旅行负载了他生命中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坐长途客车，第一次离开县城，第一次坐火车，当然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清华的日子里，吴贵生一天只花五毛钱就可以吃得很好，这对于一个以前每天中午都吃不太饱的农村学生来说，这样的日子就像是过年。但入学一年之后就开始了文化革命，北大有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自此，高校开始停课，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政治运动——扫四旧，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校园里频繁的展开各种大辨论，学生中也开始产生不同的派别，什么造反派，保守派，派与派之间还不断展开斗争，接下来工人宣传队进校，学生开始学工学农……高等教育停止招生，整个社会风行着“知识无用论”，吴贵生和许多同学一样，不知道何时社会能够恢复正常。后来，国家明确理工科大学还要继续办下去，大学生要接受再教育，吴贵生又开始了另一番难忘经历。

  那时候国家倡导“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文化革命期间，动力系的吴贵生就在北京汽车厂开了三个月的车床，这个厂专门生产212型汽车，1970年毕业留校后，正值国家汽车严重短缺，汽车某种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民族精神的含义，清华办起了汽车厂，发动全校力量生产汽车，当时对此举还有一个非常有时代感的命名——“造争气车”。以“新工人”身份留校的吴贵生就在汽车厂做车工，那个年代里，急需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中国人只争朝夕的进行生产，造汽车的工作异常繁重，“除了标准配件，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很多实验室改造成车间，我开机床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连轴转，没有礼拜天，晚上也常常加班，工作量非常大”。

  后来汽车下马，吴贵生就留在机械厂工作，1975年到1976年，又到了农场，搞农业机械维修，甚至还自己制造收割机、脱谷机。

  听吴老师讲这段经历时，眼前仿佛上演着一幕热火朝天的生产图景，耳边也回荡起“大生产”这首老歌欢快的节奏，虽然与那个年代相距遥远，对画面也只是想象，但依然可以感觉到那种干劲冲天、汗流浃背的豪迈，好像那样的场面才配得起“劳动”这两个字，或许“劳动”的本意就该如此。这样想时，便觉得像我一样的许多人简直就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劳动”过。

  再后来，吴贵生到了清华的金属工艺学教研组，与傅家骥教授在同一教研组，在此期间，他以教师身份带领学生金工实习，之后又做技术员，隐隐觉得这不是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事，傅家骥是留苏的博士，参与策划筹建经济管理工程系，傅教授告诉吴贵生有机会继续深造，于是1979年，吴贵生考取了刚刚恢复建立的经济管理工程系硕士，师从技术经济学科创始人傅家骥教授。

  如果说第一次生命中的转弯使吴贵生老师摆脱了农村贫困的环境，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第二次转折则指引了他的事业之路，为他找到了他值得一生为之奋斗的研究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这样的总结，当我们谈到价值观时，吴教授说，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多面体，很难说是很纯洁很单一的形态，在我内心既有富国强民的志向，但又有脱离农村艰苦环境的期望，我想我可能还没有那么高尚，还会有一些自私的念头，现实生活中并不排除那种极为高尚的人，可绝大多数的人不是神而是人，但仍然是社会的进步力量。

  我并没有期望吴教授会说这样一番话出来，因为我从不认为他没有选择回到农村建设家乡是对价值观的背叛，尽管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把农业机械放在了第一位。而吴老师出乎意料的这样一番解释，让我觉得在他的内心可能对自己的选择有过思考与反省，或者是困惑。象很多离开家的人都会有的困惑一样。

  吴教授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设备更新，他意识到在设备管理过程中，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初期，这种观点在技术经济领域是比较早的，那时候，同领域里更多的研究的是评价：评价新上的投资项目技术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可行。“因为当时政府是决策机构，对于新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政府就会提出评价的需求，银行发放贷款也要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价。”所以从80年代初期开始，每年都要培训一批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当时与建设银行联合培训了50个研究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骨干力量，说明在当时是有社会需求的，直到今天也是技术经济专业的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吴贵生和导师也在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就要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要吸收国外关于技术创新的思想。80年代中期，在傅家骥教授的带领下，吴贵生开始和同事们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并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建议，共同承担，并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唯一重大项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

  “技术创新的研究在国外也是80年代兴起的，清华经管学院于80年代中期着手技术创新研究，是国内最早的研究机构之一，1981年获技术经济硕士点，1986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技术经济博士点，连续两届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1987年，吴贵生任技术经济教研组主任，后来教研组改系后又任系主任直至今日，他笑称自己是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在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傅家骥教授的指导下，吴贵生教授带领同仁们围绕技术创新负责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30多项，省部级项目10多项，出版专著译著3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培养了技术创新领域的优秀人才，增强了创新研究的能力，技术创新研究在清华经管学院形成规模并真正成为国内同领域的领跑者。2000年3月，以清华经管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为基础组建的“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7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评审，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作为系主任，吴贵生教授说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学科建设，努力使这一学科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物色和补充优秀教师力量　，培养锻炼队伍快速成长，重视从国外引进人才等等。他要求所做研究要有影响力和深度，能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

  一开始并不喜欢做教师的吴贵生老师也慢慢发现自己还是很适合这一份职业，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既要求研究工作有独创性，还要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甚至在文字规范上也很挑剔，他经常把学生的论文用红笔通篇改过，这样做很花时间也很累，也很少有老师这样做，甚至有的学生并不理解，但吴老师依然故我。　

  曾经有学生这样评价吴教授“平常对学生们非常和蔼，但在开题、进行毕业答辩等关键环节他不讲丝毫情面。遇到吴老师不允许开题、不允许进行毕业预答辩时，学生也许会对吴老师非常不满，甚至可能心怀怨恨。但是，当学生们按吴老师的要求反复思考、修改，若干个月后终于能够开题、毕业答辩时，进步已经很大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不管在校时吴老师如何严格要求、如何“刁难”，毕业后学生们都对吴老师心怀感激，觉得吴老师教训的对”。

  而严厉的吴教授除了上课，也会花很多的时间与学生们在一起，他每周会抽出半天的时间与他的研究生们讨论，由学生介绍文献、学术报告及论文的进展，用案例教学的方式与学生们做深入的交流，这已经形成了一项制度并坚持了十年。

  采访过程中，吴老师的办公室里自始至终有位学生在带着耳机听着什么，还不时有学生敲门进来讨论些问题，看着他们丝毫不必拘礼的随意交流，想起一位同学称吴贵生老师是“和蔼的师长、智慧和知识路上的领路人、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

  可能这也是他喜欢上教师职业的一个原因，与政府企业相比，吴教授称自己更喜欢学校，相比外面精彩的世界，他更喜欢校园的单纯。而单纯就难免单调，吴教授承认自己的生活很单调，他每天基本上就是从家到办公室再到教室，有时出差，也全部是在工作，没有时间游山玩水，但他也说，多数人都很难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多彩的世界里，也许看起来有的工作是丰富多彩的，但那往往只是表面的，我所做的研究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很单调，但正是这表面的单调掩盖了深处的多彩，每当我做出一点成就时，就会有一种深层次的多彩性。——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吴教授的这番话，我能明白，却无法讲清楚。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可能都是在做着看似光鲜的工作，但也仅止于“工作”，而总是需要那么一些人，做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有着丰富色彩的事业，倒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分别，但真的不一样。　

  吴教授享受这种深层次的多彩与成就的同时，也感到过于繁重的工作量让他在对健康透支，他一周工作七天，没有休息日，每天都不少于八小时，很少陪家人，很少真正的享受生活,他说从这个角度讲自己又不太幸福，所以对于生活而言他也损失了很多重要而简单的东西，而这些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来源：清华经管学院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