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王以华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她正在边打电话边擦桌子，忙碌中，还用笑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举手投足间带给人热情而又端庄的感觉。
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您是2001年来到清华经管学院的，大家很希望对你有更多的了解。”
回归清华，归属清华
王老师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系的领导和同事在我55岁的时候接纳了我，让我融入了这个优秀的集体。我在这里很愉快。”
她接着微笑地说：“其实，清华对我并不陌生，因为我出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我的父亲王玖兴和母亲范祖珠曾分别是解放前清华哲学系和心理系的讲师，我的先生是清华的教授，儿子也是清华的学生。我一直对清华抱有深深的认同感和亲切的归属感。”
不过来到清华，王老师也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以往，无论国际国内，学生对她讲课的评价都很高，但是在清华第一次上课，一些MBA同学就表示了不满，这对她无疑是巨大的震动，也非常尴尬，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负责教学的院长和系主任亲自去听课，帮助分析原因，使她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我没有针对清华学生的知识结构，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例如，我原来讲战略管理，先讲系统理论，用系统观统率整个课程；而清华学生已经掌握有关知识，所以会感到重复。其次，我没有针对清华学生的职业背景，减少传统企业的案例，增加IT行业或新兴产业的案例。第三，课件制作不好，PPT课件采用了很多链接，没料到发给同学以后，上百张片子排列混乱，让学生理不清头绪。”说到这里，王以华老师笑了起来：“当时，课程内容、案例选择、课件制作都有问题，总之就是够我改的了。我犯了一位老师最不应该犯的错误，即事先没有认真了解教学对象。不过这次经历使我认识了清华经管严谨与务实的教学管理风格，理解了清华经管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的真谛，对我则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宝贵机会。现在，我基本适应了。我希望越做越好，不辜负清华对我的信任。”
谈到2001年来清华任教的变化，王老师说：“虽然我已经不像刚毕业的学生和年轻人一样有激情，但是我也希望挑战自己，超越自己。人长时间在一个环境里，容易产生惰性。况且，这次到调动是我学术生涯的最后机会了。”王老师铭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老师对自己的培养。她希望从清华大学严谨的理性思维和做事风格中获益，融会文科和理科的研究方法，时自己更完整。
童年经历点燃外交家梦
询问王老师对教师职业的想法时，王老师说，其实她原本不想当老师，也并不喜欢经济。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家。
“1947年，父亲参加出国留学考试获得英愽奖学金，1948年，刚两岁的我和弟弟随父母到达瑞士，一直到1957年回国。小时，父母对我们的唯一要求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在外面有礼貌，不给中国人丢脸。但是，见到穿着干净、有礼貌的东方孩子，外国人总是问：‘你们是日本人吗？’这样的询问深深地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日夜盼望着祖国强大。”
虽然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但瑞士人民给王老师更多的回忆还是朴实、友善和博爱，她把瑞士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从1949年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奖学金停发，父母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和生活。每到圣诞节，教会组织很多家庭给予别人无私的帮助，我们常常收到他们亲手编织的毛衣。”
至今不能忘怀的还有一位被王以华称为“智慧而又博爱”的老师。“当时我们就读的基督教学校以德语为主，但开设了一个法语班，Dorier先生为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所有学生（教室里每个年级一列）教授所有的课程（数学、语文、自然、地理、历史、体育）。这位老先生非常关心和了解他的学生，对教学一丝不苟，深受孩子们的尊重。他尊重我们，尊重中国文化。我十分怀念全班同学在烛光下轮流朗读文学名著“悲惨世界”的时光。是这位老师在潜移默化之中奠定了少年时是非观的基础。”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瑞士成立大使馆以后，我的父母是毅然更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唯一留学生家庭。当时，西欧各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瑞士是中立国，成为中国深入了解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唯一通道。父母为使馆翻译了大量文献资料。许多海外资料邮寄到我家，再由使馆的外交官傍晚时来取，或者我们送到伯尔尼大使馆。这些外交官是我少年时见到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的言行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想，这大概就是国家的代表吧。这也许是长大以后梦想成为外交家的原因。”
“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会议，使馆向他汇报了父母的工作和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当时，父亲已经取得瑞士福利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任教，学术前景很好，但是他毅然放弃了。他接受了老师冯友兰先生的邀请，1957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路经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带领全家回到祖国。当火车驶进满洲里时，列车里响起祖国颂，我们都激动得热泪满面。”
青年求学改变最初梦想
1965年，报考大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讲究出身背景的年代。王以华的亲属中有很多海外和台湾的关系。父母肯定地告诉她是做不成外交官的，既然喜欢外语，就考北京大学，以后做一名外语教师。“那个时候我很犟，就是不愿意当老师”，一边说，王老师爽朗地笑了起来。或许她正在比较当时的想法和现在实际的矛盾吧。我追问了一句：“现在做了当时很不想做的一个职业，感觉如何？”王老师再次笑着说：“没那么糟糕。也可能是因为父母都是老师，我的血液里也遗传了这方面的基因吧。”
既然王以华老师现在觉得做教师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么在我们看来，当年外交梦想的破灭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由于种种原因，王以华老师最后考上了第二类志愿的最后一个选择——北京经济学院，学习劳动经济学。“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学经济，乏味的要命。”语气中，似乎还能听出当年的无奈，当然又是一阵相同的笑声，缘于相同的初衷与实际相悖的矛盾。
入了大学以后，王以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读书，上大学，对她来说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来自农村的同学有些竟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全村人凑钱为他买了一床棉被。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是大运动、大动乱、大动荡。王以华老师笑声中对当时的概括是“当时的红卫兵很活跃，到处煽风点火闹革命。”20岁的她和几位同学组成了一支红卫兵小分队，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又乘船到重庆，然后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跨过乌江，路过遵义，步行串连到贵阳，走了14天。与当时动荡的环境相反，她们经过的山野村庄却很平静，农民照常在田间劳作。正是这些普通而又平静的农民，给了王以华新的人生启示。
有一天走到一座高山，他们每人拄一根竹竿艰难地往上爬，后面的农民，从10几岁的小孩到50几岁的老人，背上还背着煤，却嘻笑着从后面超越了他们，让他们很难为情。但是，到了山顶，他们发现一个姑娘正在等着。原来，是农民队伍里的长者发现天快黑了，怕他们们迷路，故意留下一个人。姑娘领着他们在狭窄的田间小路穿行，如果没有人带领，很容易一脚踩下去。到达村委会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躺在稻草里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完成任务的姑娘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村民们默默无闻的朴实善良深深地打动了王以华。
又有一天，他们走进村庄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而村长还没有回家。原来，他带着壮劳力到山上挖白薯还没有回来，而全村还在等着吃饭呢。但是，他们还是把最好的东西端给了学生。
到了乌江，他们拜访了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艄公，在遵义见到了为毛主席缝羊皮背心的婆婆。这些人很平实，只是在学生们的询问下做简单的回答，并没有把这些当成什么光荣伟大的事情。王以华老师回忆当时的想法：“要是我做了这些事情，那一定为自己记一个巨大的功劳簿，会到处跟人炫耀。为什么他们如此平淡呢？我不禁想起鲁迅的话：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到工农面前去悬赏。这次经历对我震动很大，我忽然间清醒了，我要做他们之中的一员。如果说以前，我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此，祖国人民在我心中顿时变得鲜活了，他们如此朴实善良，还如此贫穷。我下定决心要为这片土地做一些什么。”
1970年毕业后，王老师被分配到天津储运公司工作。8年里，当过维修工、搬运工、工会干事和团委书记，但没有机会接触业务。这期间，她在劳动中用正直诚实的态度，收获了工人的信任和青年的友谊，但是她始终为自己没有机会好好读书而遗憾。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渴望学习的王以华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王老师还记得当年去报考的时候，已经是报名最后一天，选择了当时的一个冷门专业——企业管理。被王以华老师评价为“冒险”的考研最后成功了。1981年，王以华老师获得了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首批经济学硕士学位。
国际交流拓宽了心胸与视野
经过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的学习，王以华在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并被立即送到法国进修欧洲经济。为了研究企业管理，她在暑假参加了法国管理教育基金会主持的博士培训班，取得了优异成绩，可以任选法国四所商学院（包括HEC）之一，继续攻读战略管理博士学位。但是母校希望她尽快回国执教。面对责任与机会，她最终像当年的父母一样，选择了前者。
用两年的刻苦学习，王以华老师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法国南锡欧洲大学中心的欧洲经济学硕士（DESS），另一个是法国巴黎九大的管理学硕士(D.E.A),直接进入博士论文阶段。然而遗憾的是，回国以后精力分散，完成论文的宿愿最终没有实现。
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带领王以华老师进入了管理咨询界。当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法国ESSEC管理学院设立了联合培养中国管理咨询顾问的项目。王以华老师开始担任考官翻译，然后被吸收为项目翻译，到法国巴黎参加管理咨询培训。1987年，她获得了这个项目颁发的管理咨询师证书，走上了管理咨询的道路。至今，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深刻了解了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企业的困难与辉煌。
90年代以后，王以华老师先后在法国南锡商学院(ICN)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HEC）、法国巴黎高等经济管理学院（ESSEC）等著名商校访问并执教。
多次出国学习访问以及在欧盟的实习经历，使王以华老师接触到了一批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坚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思维方式、又很有爱心的学者和官员。他们能够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与尊严，愿意真诚地帮助别人。他们的世界观影响了王以华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的思维方式。她内心深处那颗坚硬的“中国”核，学会了向整个世界包容与开放。
多年学术积淀建新论
科研、教学和咨询是王以华老师事业的铁三角。
王以华老师非常关心我国管理咨询业的发展。她把管理咨询行业比作企业治病强身的医生，对企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目前行业刚刚起步，行规还没有建立，她希望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做一些事情。
2003年以来，她与香港管理咨询学会合作，研究中国大陆管理咨询顾问的素质标准（知识、技能、道德水平），这项研究参照国际标准，结合中国实际，征求了100位中国企业家和100位中国咨询顾问的意见，研究成果被2005美国管理年会（AOM）录用。
在此基础上，她又研究了管理咨询业的客户满意标准。对100位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反映，咨询过程中的知识、技能、道德水平，与咨询结果的科学性、可行性、针对性和收益性，构成了一个科学的客户满意评价模型。
王以华老师还准备研究咨询组织的运行体制，知识积累等问题，为管理咨询从业人提供可以借鉴的最佳实践，并参与管理咨询顾问的培训认证。
王以华老师有信心借助国际、国内管理咨询界的力量，建设好管理咨询课程。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相信同学们和社会都需要这样的课程。“当前，学生之所以找工作困难，是因为社会感到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够强。这是教育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如果教育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切实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能够帮助学生更有效地面对社会需要，体现他们个人的价值。管理咨询课程正是引导学生在学习理论之后，把书本知识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她希望清华经管学院在全国的商学院中先行一步。
在战略管理领域，王以华老师集中精力推进了几项研究：其一是与法国HEC商学院合作，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组织条件与组织创新；其二是投入“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第三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织免疫”。
后者的提出是王以华老师从重病的父亲得到的启发。2003年，父亲患白血病不幸病逝，使她意识到免疫系统是何等重要。当人的免疫系统自身发生疾病时，对生命的威胁是无可估量的。这使她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企业是否也存在免疫系统？如果有，免疫系统失效的后果是什么？查阅国内外资料后，王以华老师发现国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占祥教授。他在“矛盾管理学”一书中，曾用一页的篇幅专门谈到组织免疫力。但是还没有人对这个概念进行系统的阐述和科学的验证。王以华老师决心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下去。
课题组正借助哲学、医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等理论，建立组织免疫理论的假设框架。首先，以研究组织免疫的定义、功能、结构、运行机制为核心。同时，探索组织健康（免疫系统捍卫的客体）、组织异己（免疫系统抵御的客体）、组织疾病（异己侵扰的客体）等概念与组织免疫的关系。然后，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验证和完善所有的假设。
面对人生又一次挑战
王以华老师一生中得到了太多老师的恩典，因此渴望成为一位好老师。“我父亲一生难忘清华哲学系的金岳霖先生，1947年的一天，冒着漫天大雪摸到普吉院，给患了肺结核的父亲送去了他刚得到的稿费。此后，父母能破例带着两个孩子出国留学，也是金先生向当时的教育部特别申请的结果。”她希望像自己的导师李占祥教授一样，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调研条件和成长环境。但是，她总担心身体和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跟不上年轻人进取的愿望。所以王老师总在提醒自己：“锻炼身体，调理健康，吐故纳新，超越自己，突破创新。”
王以华老师在谈话中，会用音量和笑声来表达当时的情绪。在她谈到海外的求学、生活经历时，声音放的很低，回忆到当时给予了美好时光的故人，有时还会热泪盈眶；而在谈到国内的学习生活，即使是无奈放弃理想，工作得不到肯定，也是爽朗地笑着，我想，这就是缘于归属感带来的安定，也是对未来和自己的信心。
在采访结束时，王老师为我们描述了一次迎着夕阳飞行的场景：夕阳释放着灿烂的余辉，染出一片绚丽的霞光，把天地融为一体，然后渐渐离去，期待着第二天红日再次升起……。她顿然醒悟：年已60岁的这一代人，既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又经历了后三十年，如果能融会两个时代的精华，奉献给未来的三十年，生命怎么会没有价值？况且，自己每天都与“明天的太阳”在一起——“我不是很幸福吗？”
（来源：清华经管学院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