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灰色的长袖衬衫，敞着的袖口松松垮垮的挽到小臂上，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杆银色钢笔，鬓已花白，即便他坐在那里，也能感觉出英挺的风度。岁月如水、生命如金、梦的翅永张------这就是张金水老师，已经在他热爱的校园里度过40载水木年华。

 出生贫寒，自幼梦想当“上游造船厂”工人    

  张老师是福建省福州市人，解放前，父亲是闽江上的一名水手，也许因为与水的这种渊源，所以在给儿子起名时也带了一个“水”字。青少年时期正处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困厄的社会环境下，家庭平均每人每个月也就5块钱的生活费，最穷的时候只有两三块钱，到了60年代读大学时，虽然有些好转，但平均每人的月开销也不足10元钱。

  张老师几乎是光着脚长大的，到了冬天迫不得已才穿鞋，同学中间多数为穷人的孩子,别的季节里，谁要是穿鞋反而会被人笑话。

  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张老师一共穿过4双鞋，也一共有过4个梦想。小时候，有一次经过家旁边的上游造船厂，听到工人在练习唱戏，从工厂里传出悠扬的歌声，这对于满足温饱都是奢望的穷学生来说，简直就像天堂里的日子,因此他产生了当上游造船厂工人的梦想。到了高中，他到附近的医学院打球，听说医生一个月可以挣到56块钱，于是又梦想当医生。高考时，萌生了当科学家的想法，梦想考上清华大学。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梦想在两三年之内有重大发明, 牛顿发明了三大定律, 他则希望自己能够发明第四大定律，现在回想起来，他戏称这是一个“狂人日梦”。    

从三门不及格，到高考“进士”    

  张老师小时候在学习上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压力，小学时，成绩属较好。读初一时正好赶上大跃进，由于全民炼钢，他所在的中学也顺应潮流变成了冶金学校，张老师和同学们只好被发配到一所“戴帽”中学去念初中，所谓“戴帽”中学, 就是小学中安插一个初一的班级。说是初中，可教他们的只有三位老师，一位教数学，一位教语文, 还有一位教俄语。到了初二，才转到福州市第八中学。在这段时期，由于年轻人贪玩, 学习成绩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初二期末考试三门不及格，面临着降级的危险。到了初三，遇到了一个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在这位老师的敦促和教诲下，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并且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福州八中的高中。高中期间, 由于遇到了好老师，他所在的40几人的高中班里，就有30多人考上了比较好的大学，其中三个清华，三个北大，还有的上了上海交大和天津大学等名牌大学。1964年，张老师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也就是现在的计算机系）。高考成绩总分数是当年全系五个班级中的第一名。

  当时是全国统一考试，这样的成绩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进士”。

  回想起这段经历，张老师觉得自己在学习上的潜能可能跟母亲的天赋有关。张老师的母亲是浙江人，嫁到了福建。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走向工作岗位,

  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凭着聪明才智当了工厂的厂长，把一个200来人的厂子管理的井井有条，并且连年当选为福州市劳动模范。没上过学的母亲还有意识的培养孩子们读书的习惯，影响他们通过读书改变贫困的状况。但不幸的是，由于多年劳累过度，很多疾患缠身，母亲80年代就去世了。在张老师的眼里，自己的母亲就像个伟大的天才一样。

  张老师1964年上清华，到如今已整整40年了。

  第一次出门，他什么都不懂，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探求未知的世界。从1964年到1966年6月，是大学时代里相对完整和单纯的读书阶段，他过得也是十二分的纯粹-----没去过一次颐和园，没到过一次故宫，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书本上，除了人生地不熟的不便，更多是出于经济的拮据。那时候颐和园的门票一毛钱，但张老师连五分钱也舍不得花。直到有一年学校组织劳动，到颐和园挖沙子，才有机会亲近这座闻名中外的皇家园林。

  1966年6月，一名大学新生的青涩刚刚散去，席卷全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就开始了，校园里渐渐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们四处奔走，开始串连。

  串连一开始，张老师和另外一位同学两个人走，后来走散了，他就一个人走，比起一些造反派的学生来说，张老师的串连更象是一次旅游，他到了济南、青岛、成都、重庆、贵阳、柳州，参观过重庆的渣滓洞，他说目前为止也只去过一回。在那段动荡的年代里，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理解了什么叫“政治”。

  一年多的串连运动结束后，工人宣传队进校了，校园成了工人阶级的天下，天天读毛选，不再学习专业。张老师有一年多的时间下工厂劳动锻炼，在东方红炼油厂的工地上绑钢筋，在邯郸汉光机械厂磨玻璃，在地下挖防空洞……直到1970年3月他大学毕业。    

“新工人”——特殊年代的特殊称号    

  现在大学生分配可以自主择业。但是，当年却不行。大学毕业分配的情景，张老师如今还历历在目：一间屋子里，几个老师正襟危坐的问道：让你去西藏边远地区你去不去？到农村去不去？这时候千万不能答不去，如果答不去，肯定会把你分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地方。由于张老师的回答是：“祖国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所以就留在了清华大学。

  那一批毕业生中，清华留下了900个学生，当时的政策是要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这些学生刚毕业，还没有变成真正的“臭老九”，还是可以争取的改造对象，所以称这900名学生为“新工人”。除了张金水老师，还有我们熟悉的李子奈老师、华如兴老师等。“新工人”中的佼佼者要属清华大学的现任校长顾秉林，张老师回忆有一次半导体车间某设备发生故障，别人都站着旁观，只有顾秉林一人十分卖力气地钻到桌下找原因，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1973年到1978年，张老师成功的扮演了一个“新工人”的角色，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无论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还是技术革新的智力创造，都干得有板有眼、无怨无悔。在车间里当扳金工、车工，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当生产队副队长，一个人扛180斤的麻袋，后来在工厂搞技术革新，研制出一种测量水纯度的设备，这种设备如果进口的话每台要1600美金，某厂要对该设备国产化，设计的电子装备两个高级技术员调试半年时间，但他设计的这台设备两个初中生一天就可以调试十几台，成本只要200元人民币，一台就节约许多美金。批量生产之后，经济效益可观。张老师回忆说这是这一段时期最重要的贡献。另外一个贡献是在农场劳动期间生产了好多粮食，起码够自己吃好几十年的。

  张老师说较他们当年与实践的过度融入相比，现在的学生实践偏少，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学得深但学不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够，缺少悟性。而且身体素质在下降，张老师刚上大一时, 虽营养不够，但一甩胳膊手榴弹可以扔到50米，现在的学生营养很好, 体质似乎不如从前。         

舍不了清华  于是就改行了    

  1978年，32岁的张老师从当年计算机系的半导体车间，考上了自动化系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这也是文化革命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因为是第一届，所以毕业后非常好找工作，张老师也面临着很多很好的选择，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空间中心卫星研究所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由于对清华的特殊感情，他还是想留在清华，但计算机系已经没有名额，这时听人说正在筹建中的经济管理学院需要人，于是就改行来到了经管学院。

  自信学什么都很快的张老师丝毫也没有为专业的转换而伤过脑筋，相反，他认为以前学的自控专业肯定跟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觉得系统和因果关系规律，是研究万事万物的基本原理，经济学也是按系统控制论在不断改变的，从这个角度研究经济学，就变成经济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在80年代的中国很热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乌家培，张老师自称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写的以《经济控制论》命名的书已经有三本，不敢说水平是最高的，但出书的数量与字数是最多的。

  学习经济学，张老师也是基本上靠自己，最早他读黎诣远老师的《西方经济学》，那是一本油印书，后来虽然也看了很多经济学的书，但学的不活，案例太少，学生也不太满意，直到现在，他觉得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到实际经济中并获得重要经济效益的还很少，不仅中国运用的不好，世界范围内也不是很好，目前，清华的经济学教学已经跟上国际潮流，比较好地与国际接轨。但要让研究走到国际前沿却是非常不容易。

  张老师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有些定理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实现发明类似牛顿几大定律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当然美好的梦想不应该破灭，张老师说现在的事情太多太杂，而且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不会放弃努力，他甚至把这个过程看作是碰运气，“谁都在发明东西，有的人也许没费什么事，但他的发现和发明就很重要，有的人劳其一生，但他的发现和发明就是不太重要。科学的发展应该靠很多人来做。”张老师认为，清华的教师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好，他认为可能跟学校对老师的评价导向有关，以前并不要求你是硕士博士，只注重是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后来开始注重学历，看教课数量，科研成果，发表著作与论文的数量，现在又看在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评价老师的导向究竟是什么，一直不是很清晰，整个教学管理显得不太成熟，这就影响了教师潜心研究，影响了成果的产出。

  外表清癯的张金水老师讲课却是十分幽默，曾经上过他的课的同学回忆说，有一次张老师给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上课，说你们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就好比是鸭子，比起水里的鱼，你们没它们游的快，比起陆地上的动物，你们又不如它们跑得快，意思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通。张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常常别具一格，比如他出试卷考试，只考三道题，最重要的一道40分，最不重要的可能只占10分，题目虽少，却很难及格，更别说考出好成绩，所以有聪明的同学就想方设法把分值大的题目多做一些，分值少的干脆放弃……这些轶事过去很多年还在同学中间流传。

  身为经济系的一名老教师，张金水老师觉得经济系应该做三件事：一是发明知识，在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属于学院派的任务。二是应用知识，就是应用知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属于实务派的任务。三是传播知识，除了教授学生，还要编一套很好的教材并且广泛传播。张老师补充说，我们应该努力成为“顶天立地”的经济学家，所谓“顶天”指的是真正到达国际前沿，“立地”指的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游山玩水：漫游在知识的海洋，攀登在科学的高山    

  游山玩水是人生的乐趣。人们对这种乐趣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游览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其实，探秘知识，漫游在知识的海洋，不断创新，攀登在科学的高山，是人生更大的乐趣。近十几年来，张老师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在国内经济控制论和数理经济学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近几年出版的经济学从入门到前沿系列的六本教材获得国内著名专家的好评，并且在教学过程当中取得很好效果。在可计算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与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相统一方面,

  取得有重要价值的科研成果，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不过张老师认为，这好比爬山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山外有山，还要继续努力爬更高的山峰。

  张老师说人生要爬两种山——“精神的山”和“物质的山”。所谓爬“物质的山”，指的是到泰山、黄山、庐山等名山去旅游。所谓爬“精神的山”指的是在科学研究上不断超越，取得更大的成绩。翻山越岭的过程中要兼顾物质和精神的两种满足，他说自己走过的大半人生旅途中，可能精神的山爬得太多了，物质享受少了点。所以今年暑假张老师和家人一起到泰国等地旅游了十几天，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说，真正的旅游应该是一家人去。         

活到老、梦到老、梦到八十梦未了    

  年近花甲的张老师对人生的理解非常平实，他认为：自古以来，升官发财做学问，是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目标，追名逐利并不是错误的，错误的是不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并且剥削他人而达到目的。对于名利，不能看得太透，也不能看不透，看得太透，会得抑郁症，看得不透又会一生陷入辛苦的奔波中，得不偿失。要掌握合适的度，心态健康的去积极参与。这种不断追求功名、追求成功与卓越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做梦与实现梦的过程。

  又想起了张金水老师对“幸福的感觉”的诠释，生活在这样一个忙碌的都市里，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常常让人对幸福的感觉有些麻木，好像那是很远很奢侈的东西，更容易获得的是短暂轻盈的快乐----过去了就忘记了。而幸福好像是可以让人沉缅的，像一张大床一样吧，有阳光晒后的味道，可以踏踏实实的躺在上面做梦……这样的心境，张金水老师却一直未曾丢掉，让我羡慕的同时又有些汗颜。生命很短，水一样在我们的眼前匆匆流过，这一路上，不管是爬山还是过河，不管是急是缓，是赶在了前面还是落在了后面，最重要的都不应该丢掉幸福的感觉吧。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如此——在原则许可的刻度内，追求我们所希冀的幸福，哪怕是用一种看起来卑微的方式。

（来源：清华经管学院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