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镀金的八十年代


  [内容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走出阴霾,时代嘎吱作响地为年轻的人们开了一道缝。年轻人们不再满足于成为一块被搬来搬去的“砖”,掌握自己的命运,为理想而奋斗,一度为那个年代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刘香成摄于1980年名为《三个戴军帽戴墨镜的小年轻》的照片。资料图片
   
  1982年,余昌民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有两个顺理成章的去处,留校或去国家经委,他却选择了到蛇口。
 
  1986年,高铁博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时,也可以坐等大城市的分配,他选择去新疆。
 
   一个南下,一个西行,选择不同,却都诠释了一代青年的积极和洒脱。

出入清华

  在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体育课上,亲眼看见一大批学生赶赴北大——去看大字报。“文革”就这样悄然降临。
   
  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读书成为了奢望。六年制的学业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冲击得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凉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学校大礼堂,便作为“旧教育的残渣余孽”黯然离校。当时,大家甚至还没开始上专业课。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车,余昌民被分配到家乡的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上了一名产业工人。“我进这个工厂时,越走越荒凉,我最后穿过一个河塘,心里晦暗极了,我当时想我生是这个厂的人,死是这个厂的鬼了。”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大家喊我大学生,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生。”他多次打听母校是否还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国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对于被耽误了近十年时间的余昌民来说,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摆在眼前,“唯一感觉就是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赶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汉成家的他准备考当地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
   
  把荒废已久的功课捡起来,艰苦难以想象。英文忘干净了,俄语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语;六公分厚、大开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砖头一样啃下来”。宿舍里经常停电,就留在车间里复习,夏天太热,就让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炉烧旺一点,唯有复习之勤奋,不分寒暑。一年下来,他的学业已大有起色。
   
  此时,余昌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同学姜彦福。在这封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彦福力劝老同学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他这样描述道:“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
   
  余昌民被说动了。
   
  1979年,余昌民以优异成绩重返清华,成为了首届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这个系在几年后,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经管学院。余昌民的理想有惊无险地起航,此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在天津静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刚刚开始发酵。只不过,命运对他显得有些荒谬。

叛逆与常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尽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为选择不多的青年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在那以后,没黑没白,近乎着魔地学习、复习,几乎就是高铁博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与目标明确的余昌民相比,身在农村的高铁博对自己将来的学校、人生规划,根本不敢多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全届同学不论报考的学校还是院系,均由班主任等老师代为填报。志愿表,高铁博他们连见都没见到。
 
  1982年,高考成绩揭榜,17岁的高铁博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然而,眼界稍开,高铁博顿时惊呆了——自己的成绩分明比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还高了几十分。中学班主任的“好心代办”,带给他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我内心积蓄的叛逆坚定起来,我渴望自由,决定不再盲从屈从,而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高铁博最深切的体会。
   
  为此,高铁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两节专业课,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饕餮般地借书读书。当时,他身兼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前两年的成绩未出过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欢文学,高铁博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团——“走廊诗社”。那时,伴随伤痕文学、新诗潮的兴起,校园文学气氛渐浓。诗社的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在学校花园纵情歌咏,“好像不服李白的岁月”。
   
  “那时,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诗人。”他回忆道,当时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个社会回归理性,机会也在增多。
   
  1980年,余昌民被幸运地选中,成为清华经管系唯一一个赴日研修生。临行,一位老师拜托他找日本某位全面质量管理专家,讨教一个问题。谁知,到了日本企业一问,竟然没人认识这个“著名专家”——每个公司,都拥有针对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谁有什么背景、什么权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实施的原则。” 余昌民感叹,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我们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实是常识。”
   
  回到国内,补齐学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毕业论文与众不同,主题是“企业素质的改善”。
   
  这个论文主题一度让他的导师不太满意。余昌民笑道,清华作为一所突出工科特点的学校,毕业论文要通过的话,有一个诀窍是引用很多参考书,西文越多越好,还要有很多数学公式,弄得导师和评审人都不一定能懂。但是,当时的余昌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式的多寡、对错,而在于工厂的体制,进一步说,“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

  事实上,积极性,也成为那一代青年的普遍情绪。

南迁
   
  1982年,即将从清华经管系毕业的余昌民,开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问题。
   
  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筹备在即,作为学校着力培养的精英,留在学院任教,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一个消息的传来,撩拨起余昌民的心弦。
   
  那一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原则定为“哪来哪去,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对于余昌民这样的学生,这个原则无疑显得很人性化,毕竟,与家人分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师资面临流失,系领导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华实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荐的另一个备选,是去国家经委。用现在的话说,这意味着成为国家部委的公务员。余昌民为此联系了时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热情的回信:“能来经委,十分欢迎。”
   
  就在此时,余昌民在宿舍与同学一次聊天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塌和说风凉话的人……”余昌民一时怦然心动。
   
  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有的同学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还有人说,学广东话相当于学一门外语。有的人也想去闯闯,但是考虑孩子以后留在清华上学的问题,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p;
  犹豫再三,余昌民决定,找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谈谈。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余昌民骑车前往西苑,拜会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两人一见如故。袁庚特别喜欢谈美国,余昌民却言必称日本,二人谈得兴味盎然。“袁庚当时就打电话给蛇口说了我的事。”余昌民回忆道,“工资待遇多少,住房条件多少我一概没有要求,事业干好了,这些水涨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团聚。
 
  1984年,谷牧副总理(左一)视察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时,余昌民(右一)当日语翻译
   
  “去国家经委,那是个大机关,我即使在学校,可能就讲那些虚的东西。”余昌民说,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到这里是能有所作为的。
   
  争夺人才的拉锯战开始了。1983年初,袁庚邀请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考察蛇口。学校特意指定余昌民陪同,实际上,寄希望于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不过,人最终没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气,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退缩,这一退缩是千差万别,关键的时候努力一把,与放弃了的结果相差很大。”
   
  几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复。临行前看望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张床,几个柜子,一个书架,一辆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过来。初到时,一家四口人住过一间房,也在别人家里寄宿过几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来,才开始住上三室一厅。
   
  八十年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是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经抵达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桥头堡,而高铁博则把目光投向了偏远落后的边疆。

西行
    
  1984年,正在读大二的高铁博萌发了毕业后“闯天下”的想法。“我自己的路自己选、自己走!”按照他的设计,第一步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像一个行吟诗人,先走遍中国的边边角角。
   
  一开始,外系的一位好友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想法实在太过另类。后来见他态度坚决,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甘肃同学。
   
  当时国家正在内部酝酿设立三峡省,以水利部为主力的筹备办设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这位甘肃同学就是已在筹备办挂上号的“老人”,很快,他把高铁博也介绍给筹备办,两人瞄准的目标,是将来的《三峡日报》。
   
  此后,高铁博周末基本奔波在京津之间。几个月后,两人如约来到筹备处一位老大姐的办公室,关好门,老大姐拿出一份文件举到他们面前说:“不能拿,只能看,看前面一点就行了。”文件上,是一个令二人傻眼的消息:三峡省“下马”了!
   
  三峡省没了,高铁博将目标改为新疆。他说,自己喜欢新疆人的淳朴与豪爽,喜欢绿洲、戈壁、沙漠、冰山。
   
  正式提出支边申请后,系领导和班主任向他传达了学校的意见:首先,国家并没有给天津分配支援新疆的任务;第二,“现在哪里都抢着要大学生,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怎么能随便给外地呢?”校方希望高铁博安心等待将来的统一分配。
   
  高铁博随即提笔,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写了一封信,再次阐述了自己去新疆支边的愿望。他做好了这封信石沉大海的准备,但“哪怕私奔,我也要去新疆!”私下里,他通过一位师友,自己联系了乌鲁木齐晚报的工作。
   
  两个月后,高铁博得到消息,李鹏办公室已经给天津市高教局下达批示,要求支持其支边请求,学校也不得不同意。随后,乌鲁木齐晚报在最快时间内为他争取到接收指标。
   
  最后一关,是家长的签字同意。
   
  高铁博回忆,去新疆的事,他事先未和父母仔细商量过,当他突然把此事摊开在父亲面前时,父亲“暴怒并当着学校代表表态:一,坚决不同意;二,若我一定要走,必须先脱离父子关系!”最终,还是高铁博的姐姐瞒着父亲,为弟弟代签了字。
   
  大事已定,学校为高铁博草草举行了欢送仪式。这是天津市第一个支边新疆的大学生。
   
  1986年7月,高铁博从北京火车站乘车奔赴乌鲁木齐。站台上,面对哭成泪人的恋人,高铁博重重地吻了她,喊出:“我爱你,等着我!”转身扑上了缓缓启动的列车。
   
  可惜,很少有爱情能经得起时空的考验,分手的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曾是高铁博最热爱的诗句。

浮沉

  聊以慰藉的是,新疆一如高铁博的预期,为他的才华提供了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乌鲁木齐晚报,高铁博迅速成为有资格写通稿的记者,由于素有诗情,副刊部甚至经常给他预留版面,等着他的诗作早晨去“补空”。
   
  一次,他接到个体户举报,市工商局一个叫古丽的女干部“吃拿卡要”。经过沟通,市工商局与报社成立联合调查组,高铁博应邀一方面“参与破案”,一方面跟踪报道。最后,挖出了一个一年多时间里贪污挪用高达十几万的腐败干部,这在当时可谓“巨贪”。这个舆论监督报道,获得新疆好新闻奖,高铁博随之声名鹊起.。
   
  而在中国的另一端,余昌民正在蛇口,进行一场至今看来都惊世骇俗的民主实验。
   
  那时,蛇口工业区推行领导班子的民主评议制度,并在1983、1986年进行管理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在1987年、1990年和1993年进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民主选举。余昌民参与筹备,构思细节,积极助推。他回忆道,当时袁庚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搞选举的意思,就是不能让某位京官或者某个公子到蛇口作威作福。”
   
  1990年,余昌民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董事会的选举。筹备阶段,他所在的发展研究室认真研究了选举人分布、制定宣传策略。据说,有一天早晨医院上班,每一名医生的桌上都放好了一张竞选“传单”。
   
  三天答辩,余昌民在第一天第三个出场。他平静地读出演讲稿,“当蛇口迈入新的阶段,应该特别突出对人的重视,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迟早,我们会陆续退出蛇口的舞台。让我们的子孙为我们自豪吧,一个光明的蛇口就是我们的丰碑!”
   
  然而,余昌民当时也许不会想到,真的退出蛇口时,却尽是落寞。
   
  时代的车轮驶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中国滚滚向前。蛇口,这个余昌民心目中的理想国,变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灵境又回归了凡俗”,“人的养成和培育已经退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请缨管理和开拓蛇口的文化,然而,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写道“当蛇口开始对文化设施的建设投入加计利息、对文化的运作要求利润的时候;当与俄罗斯的音乐合作计划受到嘲笑的时候;当大剧院添置售票电脑备受指责的时候;当把儿童组画《二十一世纪的蛇口》送往总部新厦多媒体会议室遭到冷遇的时候;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
   
  “虽然我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最后却发现没有一点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他对《中国周刊》记者感叹道。
   
  1998年,余昌民辞去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现已退休。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为他时常唏嘘不已的旧梦。
 
  同样在九十年代末,东南沿海开放城市注重引进有成熟经验的人才,1994年底,高铁博从新疆举家迁往厦门。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初单纯、和谐的单位内部工作环境不复存在,随着派系争斗越来越复杂激烈,专心搞业务已经变得不可能。 “环境好时已经献了青春,环境变了不想再献终身”。到南方有助于孩子未来发展也是考量之一。如今,作为资深报人,他就职于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并致力于海峡两岸的新闻交流。
 
  环境变了,很多当年的理想者们也开始调试过去的选择。高铁博说,他对当年的抉择并不后悔。“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决不能淡化。”这是他始终坚信的理念。
   
  余昌民说,有时看到后来的年轻人留在蛇口,他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不免想到自己。“我会选择自由、随心所欲,能够把自己精力、知识、正直、热情,在自己的晚年发挥出来。”
   
  说出这句话时,他似乎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转自《中国周刊》)




(内容来源:清华经管学院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