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半房子闹“革命”
1979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筹）时，“系址”就在清华中央主楼和东主楼之间的三层过桥上，共两间半房子，估计面积不到100平米。偌大一个中央主楼，经管系仅占边缘上如此区区，但大家还是笑呵呵的，兴致勃勃地在这个“根据地”上筹划着未来。我们教研组和系里其他教研组一样，当年就在这个“根据地”招收了研究生，并积极筹备本科新专业，以便次年招收本科生。但是，好景不长，也许一年之后的某日，我们的东邻，位于东主楼的无线电系，要“扩大地盘”，希望我们的“根据地”让出来。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要求也许是合理的，但是，缩落在主楼边缘的我们，一时还没有地方可去，这给正在轰轰烈烈干“革命”的经管系（筹）显然浇了一盆冷水。后来，系里向9003大楼（精密仪器系）4层的东部借了3、4间房子，我们才算又有了新的“根据地”。像“红色高棉”一样，在新的“根据地”继续“闹革命”。
建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9003大楼的楼层尤其的高，其中，从一楼到二楼门外的台阶，每个阶梯高达40公分左右（现在已经改低），如果一口气走到4楼，是非常吃力的。当时系里的办公室主任叫林引生，是从西藏自治区复员过来的老同志，他几乎每上一层台阶都要休息、深呼吸一下。尽管如此，经管系的教职员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干部班学员，似乎都不在乎这些，照样干得轰轰烈烈，学得热火朝天。
2013年9月3日薛华成夫妇来京时的合影（薛华成，男， 1980-1985年在清华大学领导创建管理信息系统本科生和硕士生专业，任专业教研室主任。
1984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任院长，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漂亮的4层大楼”——文南楼（现为清华外语系所在地）。我们一下子感到了如鱼入海，分外舒畅。我们教研组也分到了两个办公室，每间6张桌子。于是“游击队”站住了脚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经管学院的大旗举起来以后，先后又建设了伟伦楼、舜德楼，现在还在筹备更新的，据说达5万平米的大楼呢！
高中生直读硕士学位
经管系第三届研究生招生时，有色金属研究院计算机室的庞邦选来报考，她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仅高中毕业。庞邦选的考试成绩不错，还带来厚厚一叠自学笔记。她的成绩虽然达到录取标准，但限于名额，是否录取她，教研组存在不同意见。当时我认为，庞邦选敢于报考经管系研究生，本身就表明“来者不弱”，我主张录取她，而且愿意指导她。我想，她既然有这个毅力，能通过自学，达到考试合格的实力，那么，她也必然能够顺利完成硕士论文。我们教研组以及系里的领导非常通情达理的，他们打破了常规，同意录取庞邦选，于是，她也就成了我指导的研究生。在研究生毕业前夕，进行论文答辩时，庞邦选的论文不仅水平较高，而且答辩时条理清晰，侃侃而谈，逻辑性很强，得答辩委员的好评。后来庞邦选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一不经意培养了一个外交官
文化大革命停止了十年的高校招生，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期间，上世纪7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了一批学生，他们的文化程度各异，但是，他们都是从劳动第一线选拔出来的。后来，他们许多人经过进一步的深造，成了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涌现出来的我们国家的栋梁。在我们小小的教研组里也发生过一件事。在之前的篇章“第一次教学小风波”中我曾提到过经1（1981）班学生到学校党委告我们状的事，我想，既然提到了这件事，我必须得交代一下这位教师的下文。
话说，当初经1（1981）班同学向学校党委告状的事情发生时，我很为这位教师鸣不平，建议她读一个在职研究生，并愿意指导她。虽然她工作、听课和教育孩子负担很重，但她非常刻苦。由于她是初中“老三届”，原来的基础更差一些，所以做论文也就比较吃力。论文经过多次修改、补充，最后她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她论文的每张图纸，每页文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一笔一划手抄的，其认真程度实在叫人感动（最近我把她的论文拿起来看看，感慨万千）。她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被教育部调走，先后任处长、教育报刊社社长，后来长期担任外交官，先任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后来又任驻英国的教育参赞；再后来任驻美国公使衔教育参赞，成了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还曾任党的15、16、17大代表。回国以后，她继续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任我国知名大学的党委书记。
北戴河和养猪场
我认为，大学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很有必要多接触一下社会和生产实际，在我们的教学计划中还专门开了一门课：“工业生产过程概论”，介绍并现场参观钢铁、电力、纺织、建筑等企业的生产过程，效果很好。同时，还利用暑假的小学期，到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实践。1983年暑假期间的小学期，我们经0（1980）班本科生进入了管理实习阶段，我们首先确定实习地点，然后到现场去调研和进行管理实习。例如，有五六个学生去北京电机厂调研和管理实习，同时为开发该厂的管理信息系统做可行性研究。厂里非常欢迎他们，实习结束后还请他们去北戴河休养了几天。第二年暑假的小学期，经1（1981）班的几个学生也去了该厂进行管理实习，照例，实习完毕后让他们去了一次北戴河休养。学生们不仅了解了社会，学到了管理知识，这几个外地考来的学生，还破天荒地享受到了北戴河休养优待，真是一举两得，何而不乐呢。
我们的管理实习除工厂企业以外，也有到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去的。还是在1983年暑假小学期的经0班实习，我也亲自带几个同学去了通县（现在叫通州区）国营“永乐店农场柴厂屯分场”实习，这是一次十分有趣的教学实践。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的研究员袁柏瑞，研究生猪再生产的项目。此时我正在上一门课：《管理系统模拟》，采用GPSS模拟语言进行各种系统的模拟。老袁知道了我是教系统模拟的，他希望模拟猪的生长和出栏规律，以便有计划地生产和销售生猪，使之不因生猪的生产和猪肉的消费不协调。例如，市场上缺少猪肉，农民就多养猪；养多了，猪肉又卖不出去了，猪肉就降价；农民亏本了，就没有了养猪积极性，于是，市场上又出现了猪肉慌。由此，猪肉又涨价，并立刻引起物价波动，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不长的30多年的时间里，“猪八戒”多次规律性地搅乱了我们的市场物价，政府和老百姓深受其苦。我和几个同学与袁柏瑞一起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建立养猪模型，在计算机上模拟养猪规律。将模拟结果提供给农场；同时，还在《农业工程学报》上发表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