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三十回首 > 经管人物 > 经管印记 > 正文

献给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侯炳辉教授（三）


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

  压力实在是一个好东西。1979年我在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开讲的第一门课是BASIC和FORTRAN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那时没有适合我们用的教材，我是根据有关产品说明书和参考书自己编了一个油印讲义。次年，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就不能光讲这些了。事实上，有人在议论、在嚷嚷“经济管理工程系应该讲讲商务语言”，什么叫商务语言？我也不知道。一天，在图书馆里，我突然发现了一本《电脑商务语言》，是澳门出版的，这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开始，我看不懂，因为COBOL语言是结构型语言，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要有几个部,部下面还要分节，节下面还要分段等等，这和前面讲的科学计算语言差别很大，所以给人印象不好学。

  事实证明，我的智商不高，但是有些“耐商”，即耐着性子，硬着头皮去啃的毅力。后来，在啃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是否能用一颗树来形象地描述COBOL的语言结构？这样可使得学生一下子就抓到它的本质，然后再一步一步解释和消化这颗“树”。于是，我根据我自己学习和掌握COBOL的体会去给学生讲课。为此，我写了一个讲义，讲义的第一页就是画一颗大树，形象地表示了COBOL的结构。这个讲义，不知道怎么给交通部广州计算站得到，并且油印成了一本书。他们给我来信表示感谢用了我的讲义。我没有意见，只是希望他们给我几十本他们印的书，用以发给我们的学生。他们立即给我寄来40多本，这样，我给下一届学生上课时就有了一本像模像样的“书”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成立了出版社，此时写书的人很少，出版社迫切希望有人投稿。我很幸运，经人推荐，认为讲义《COBOL程序设计》可以出版。开始，我心中无底，不敢交稿。后来，推荐者不嫌其烦地劝说和“忽悠”，我就交给了出版社领导刘宝庶。为防出篓子，我还请了两位计算机系的老师给我检查有无原则性错误。1982年，《COBOL程序设计》正式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图书之一，也是我的第一本书。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很快风行业界和全国高校计算机等专业，出版社连续重印了十七八次，发行量近20万册。后来这本书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也正是这本书的缘故，我还给计算机系研究生讲了这们课，其中听课的包括楼继伟和郭建英。

怀念李德老师

  也许现在谁也不会知道李德是什么人。他确实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师。他是文革后从清华绵阳分校来的，河南人，是数学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他有三个子女，两女一男，妻子是清华的职员。在那个时候，他家的经济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他热情好客，非常朴实。他是差不多和我同时来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和我们教研组的，我准备计算机的教学，他准备数学的教学。开始，系里请中科院老师讲运筹学，他是联系人和助教。当一个学期完成后，我们感到由多人讲的运筹学比较分散，更没有一本完整的教材。所以，他张罗着要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钱颂迪教授合编一本《运筹学》。为此，他十分投入和辛勤工作，联系作者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大概1982年初，《运筹学》书稿已经交给了出版社，而他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北医三院检查的结论是急性白血病，必须住院治疗。我就和他一起在清华园公交站乘331公交车送他去北医三院住院治疗，在公交车站上等车时，他还和我说，只要等两个星期他就回来上课。我帮他办好住院手续以后，单独找了大夫，医生没有表示能很快出院，也没有讲得多么可怕，所以，教研组也没有把他的病看得多么严重，大家实在也太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疗的进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干脆需要有人陪住照应了，5个多月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夫人给他换了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顶蓝色的帽子，遗体侧放在一辆北医三院的三轮车上，教研组有几个人去送别。就这样，一个像老农一样的教师就离开了世界。按照他的遗愿，骨灰送回到他的故乡河南。

  李德逝世后，《运筹学》正式出版了，封面上写着李德、钱颂迪主编。这是一本分量很重的书，因为书的作者都是中科院的有名专家，社会上还没有见到同类的书。此书一直连续在全国高校使用。有好多年，经管学院传达室经常接到全国寄给李德的信。现在，这本书经过了改编，换了主编，但仍然没有泯灭原书的影子。李德走后，每年年底我都要代表教研组和我自己到他家里慰问，直至他的夫人再婚以后才停止。
李德绝不会想到，我们一起参加创建的专业、教研组和经管系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我想，在天之灵的他也会欣慰的。

王立国当班主任

  1982年秋季，我指导的1979级经管系第一届研究生王立国毕业了，并被留下当助教。在教研组内，我主管教学，所以教师的教学工作由我安排。毫无疑问，分配新教师王立国当新生的班主任特别合适。王立国当的是“经2”班班主任。清华的传统是，新生入学时必须进行体格检查，不知为什么，“经2”班查出的体检问题特别多:某某，心电图不合格；某某、某某，肝功能超标；某某，近视眼超标……全班共有6位体检有问题，这是谁都没有估计到的。王立国问我怎么办。老实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标准不仅是对学校，也是对国家负责；另一方面，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旦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而退学，这对学生及其家庭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所以，我的意见是必须慎重再慎重。首先和学校沟通，争取一个也不退学；同时，做好同学的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并注意休息和营养，使他们尽快恢复健康，以便复查时合格。王立国是非常负责和细心的班主任，他和新同学们打成一片，组织文艺、体育活动，还和有关部门沟通、解释。最后，这6个同学全部留下了，而且还有一位优秀的学生干部毕业后留校，当了我们教研组副主任，后来又长时间作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清华大学“学生MIS协会”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清华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非常活跃，他们不仅热爱这个专业，而且还和实践相结合，甚至于在外面参加企业、事业的信息化开发工作。有一些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承担了系统分析员的角色。例如，“经81”（1988）班的袁东辉，在毕业以前就以系统分析员的身份，承担大成公司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1993级的学生（经31）成立了第一届“学生MIS协会”，会长为闻中，聘请我为名誉会长。后来，闻中同学毕业后，会长为（经51）（1995）的郭讯华。这个郭讯华能量更大，还没有毕业，已经成了一个集团企业信息化的专家（这是我一次参加这个集团的会议时遇上的）。第三任会长是（经71）（1997）的韩硕，他当学生时不仅参加了不少信息系统开发工作，还和林映侠一起帮我编写《系统分析员教程》。现在，前两个会长都回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信息系统专业，当了老师。

关于“北京MIS学组” 

  鉴于清华大学举办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成功，不少高校到我们教研组“取经”。老实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办学有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但我们非常愿意和兄弟高校交流办学的经验和教训。这种交流是很好的学习和再提高的过程。实际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还是在不断发展之中，它的学科方向还并不完善。

  就我本人的经历，我先后到北方交通大学（现改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区）等高校以及一些全国性会议上谈过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办学理念；也接待过北京金融学院（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前身）、北京机械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前身）等高校关于制订MIS专业教学计划的咨询。

  后来，北京设置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大家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MIS学组”（挂靠在北京市的一个学会下面），以便集思广益，建设好这个新专业。这个学组是一个民间组织，自愿参加，由全市20来个高校组成。学组的召集人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甘仞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禹教授和本人。学组大概每年开1到2次的会议，讨论专业的发展、教材的建设以及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由举办学校安排。会议一般都安排在星期日上午，用一个单位时间进行讨论，然后会议东道主为每个出席的老师提供一份中午快餐。这样的活动非常受欢迎，有时，河北省的高校知道了也来参加。毫无疑问，这种活动对专业的改进和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同业老友，相聚相叙，不亦乐乎？后来，随着我们几个人的相继退休，这种活动就没有沿袭下来。

“游龙”驿站

  社会上流传着“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至少说明了清华的能人多。开初，清华经管系，以至经管学院都不是清华的大单位，更不用说我们教研组了。我以前说过，我们这个系（即MIS教研组）比学校其他教研组都要小。水浅池窄，蛟龙难留。在我们教研组前进的历程上有许多青年教师在这里待过，来了不久，或者一两年，最多三五年，90%以上的青年教师就另有高就。我们的教研组成了一个“游龙驿站”。这很好，说明了还有人喜欢这个“驿站”，所以我们总是“欢来欢送”。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5年多的时间内，经过这个“驿站”的青年教师就有10多位。例如，从计算机系来的方今，从北京大学来的胡晓琼，从数学系来的何坤、韩业舜，从自动化系来的谢建国、姜松，从电子系来的桑海、李志贤，从本系毕业的汪授泓、王立国、鞠建东、钟阳春、王福俊等等。因为池小水浅，少有大志者想去江湖洋海是很自然的。当然，到“驿站”来的也有年龄大一些的教师，我们也是来者欢迎，走时欢送。我们几个教研组的开创者也有走的，例如老薛夫妇。“驿站”的“站长”换了好几茬，也都是时间不久就到别的系或者到院里当领导去了，比如去当副院长的就有四五位。本人在1996年退休之前，一直在这个“驿站”中，作一个“驿站”的守望者，我想总是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也心安理得。

资料下载

视频链接